1836年的波蘭正處於俄國鐵腕軍事管制極權統治之下，徹底喪失自治權，憲法與議會被廢除，降格為俄羅斯帝國的一個行省，在1815年維也納會議中決議波蘭可以建立一個名義上獨立的「克拉科夫自由市」，但是在1836年2月，俄、普、奧三大瓜分國以「克拉科夫窩藏起義流亡者和革命激進份子」為由，聯合出兵強行軍事佔領了克拉科夫，徹底沒收了波蘭最後一絲名義上的主權空間。
推行「俄羅斯化」使得波蘭民族文化被抹殺，「大移民潮」與精英流亡，民眾在秘密警察的高壓監視下生活在恐懼之中，任何愛國言論或獨立密謀都會遭到流放西伯利亞或處決，地下反抗與保皇派徹底絕望，像Wodzińska家族這類的波蘭傳統貴族，為了保全自身的財產與地位，政治態度變得極度保守與謹慎，極力避免與任何帶有革命色彩或流亡人士有過深牽扯，在前一年，1835年，他們與Chopin在德勒斯登的聚會，蕭邦即興演奏了愛國歌曲－〈波蘭尚未滅亡〉(Jeszcze Polska nie zginęła)以及其變奏曲，被人密告因而導致了Wodziński一家則被「勒令離開 Dresden」。
1836年5月3日蕭邦寫作了歌曲《樹葉從樹上跌落》，藉著詩人文岑蒂・波爾（Wincenty Pol）的歌詞，對波蘭民族不幸命運的深切哀悼，以及對「空有愛國熱血卻缺乏建設性團結」與「內奸誤國」的沉痛反思，這歌曲我們在上一集節目的結尾處播放過，現在我們來聽1836年7月於萊比錫出版的作品26兩首波蘭舞曲，這是Chopin首個正式出版的第一組波蘭舞曲，在樂曲長度、情緒張力、材料豐富度上，都遠超以往不甚成熟的「波蘭舞曲」，這裡頭盛載的是「愛國份子－蕭邦」的國仇家恨！我們就來聽Sviatoslav Richter演奏的《升C小調第一號，作品26之1》以及Maurizio Pollini演奏的《降E小調第二號》這兩首英勇悲壯的波蘭舞曲。
德國鋼琴家、作曲家凱斯勒(Joseph Christoph Kessle, 1800~1872)作品深受19世紀鋼琴名家肯定。蕭邦《24首前奏曲，作品28》即題獻給凱斯勒，可見其在當時鋼琴界的重要地位。
在這一年，蕭邦有幾件最重要的事：一個是他在9月9日，26歲的蕭邦向17歲的Maria Wodzińska求婚，獲得她的同意。第二件事情是10月底他第一次跟喬治・桑認識，Chopin對她的印象極差，再來就是他出版了許多新作品，我們在本集節目中就集中在介紹他在這一年的作品，我們現在來聽一下他寫的兩首前奏曲，Chopin在1838 年年底去Mallorca時，隨身攜帶了兩本樂譜，大家猜猜看是哪兩本樂譜？沒錯！就是巴哈的兩卷「平均律」，巴哈平均律曲集裡的「前奏曲與賦格」，前者自由開展、千姿百態，後者嚴守著如同「教規」般的格式架構，是天造地設的絕配。在蕭邦之前，Johann Nepomuk Hummel與Joseph Christoph Kessler(1800.8.26-1872.1.14)都寫過一組24首各個大小調的前奏曲，其中Kessler才是真正影響蕭邦寫作這組曲子的關鍵性人物。 Kessler在1829年到達華沙，並迅速融入當地音樂圈。他是舉辦定期音樂沙龍的眾多人士之一，蕭邦也經常出席，相差10歲的兩人成為了好友。Kessler的練習曲（Études）是以五度圈（circle of fifths）排列，這與巴哈依照升高半音階順序排列的《平均律鋼琴曲集》不同，據說蕭邦甚至可能從凱斯勒那裡借用了「練習曲」這個名稱，並沿用了Kessler在樂譜中註記節拍器速度的想法。
Kessler還在1834年將他所創作的《24首前奏曲，作品31》題獻給Chopin，Chopin可能因此在1839年出版他的《24首前奏曲，作品28》時，將這組他最富有想像力與創意的樂曲題獻給Kessler，雖然有人認為Hummel 創作於1815年的的《前奏曲，作品67》也曾經影響過Chopin，不過我認為這並不重要，蕭邦眼裡並沒有Hummel，特別將這組前奏曲題獻給一位當時並不是大咖的音樂家，而不是貴婦名媛，也不是王公貴族，從這動作來看，它不僅是「投桃報李」而已，也更是傳達一份他的認知與感激吧！現在我們來聽創作於1836年的《A大調第七號前奏曲》以及《降A大調第17號前奏曲》。Hans von Bülow給予第七號前奏曲的標題時：「波蘭舞者」，名鋼琴家Alfred Cortot形容為：「絢麗的回憶如香水般在心頭縈繞」，《降A大調第17號》，Bülow「巴黎聖母院廣場一景」，Alfred Cortot形容為「她對我說，我愛你。」這首曲子的尾奏在低音有極為顯著的11響降A音，因此von Bülow會把它與巴黎聖母院聯想在一起，可是也有的鋼琴家把它彈得像是古老時鐘發出的11響報時鐘聲，個人解讀不同。
在1836年Chopin最重要的音樂創作就是完成作品25的第二卷練習曲，這一年完成的有25之1的降A大調「豎琴練習曲」或有稱之為「Aeolian豎琴」，還有被暱稱為「蜜蜂」25之2，F小調練習曲，被暱稱為「馬夫」的25之3，F大調練習曲，被暱稱為「大提琴」的25之7，升C小調練習曲，以及整組練習曲的最後一首，作品的25之12的「汪洋」。
在1836年4月22日《新音樂雜誌》（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上刊登舒曼（Schumann）對兩首鋼琴協奏曲的評論。在舒曼看來，Chopin從Beethoven那裡繼承了「精神上的勇氣」，從Schubert那裡繼承了「愛的表達」，從John Field那裡繼承了「手指的流動性」，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以「強烈而獨特的民族主義」而著稱。
Schumann接著在此寫下了那句名言：「如果北方那位自主而強大的君主知道，究竟有一個多麼危險的敵人，正隱藏在這些極其樸素的馬祖卡旋律之中，他一定會禁止這種音樂。Chopin的作品，是藏在花朵之中的大砲。」
1829年因Chopin對Konstancja Gładkowska的感情而受到啟發的《F小調第二號鋼琴協奏曲》，於1836年4月在萊比錫由Breitkopf und Härtel出版的時候題獻給Delfina Potocka，Chopin稍早在Dresden時便認識她的家人，Delfina Potocka女公爵(1807.3-1877.4.2)與Chopin二人是好友，波蘭最偉大的詩人Zygmunt Krasinski曾經稱她為「穿著裙子的唐璜」，不過蕭邦似乎沒有跟她之間來過電。
波蘭浪漫主義的繆思-波托茲卡(Delfina Potocka, 1807–1877)曾是蕭邦的學生與摯友。蕭邦臨終時，她陪伴在側，並依他的請求為他歌唱。
1939年，有一位波蘭女性－Paulina Czernicka 聯絡了位於Wilno的波蘭廣播電台，聲稱自己收藏了幾封從未公開、也從未出版過的Chopin致Potocka的書信，這就是那時候曾經鬧得沸沸揚揚的《Fryderyk Chopin 寫給Delfina Potocka的書信》，它之所以引起轟動，是因為它們提供了一個與我們熟悉的Chopin截然不同的形象—一個更直接談論愛情、性、藝術與個人創作觀的Chopin，但是由於Czernicka 本人在蕭邦逝世的100週年，1949年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使得原件至今始終無法被可靠地驗證，加上 她的說法前後矛盾，這批書信如今被普遍視為偽造品或一場精心設計的文學/歷史騙局。
為什麼提到這一段歷史往事呢？因為蕭邦的情感生活始終像個謎，他寫給朋友的信幾乎不談論他的感情生活，我們也只能從他寫的音樂入手旁敲側擊，例如：今天我們在節目中間聽到的《A大調第七號前奏曲》就是題獻給Delfina Potocka的，若Cortot對那兩首前奏曲的比喻性描述為真，顯然蕭邦心中女神級別的女性應該並非Maria Wodzińska。
1836年夏天，Delfina Potocka離開巴黎，試圖挽救她與Mieczysław Potocki 伯爵的婚姻，最後並未成功，她與Zygmunt Krasinski的情書來往是那時代最偉大的愛情文學作品之一。而蕭邦在這個走桃花運的一年裡，想結婚，又碰到後來的情人，儘管身邊不乏美女、才女、名媛、貴婦，但是他最終卻選擇了一個經常常穿男士長褲、西裝背心、襯衫、男式禮服外衣或是呢絨大衣，搭配軟氈帽、頸間圍著羊毛圍巾或帶個領結，大口大口地抽著雪茄煙，大他6歲的喬治．桑，這真的是個很奇妙的轉折取捨！
在節目最後的這點時間裡我們回頭聽聽蕭邦《F小調第二號鋼琴協奏曲》的第二樂章Larghetto (稍緩板)，深入感受蕭邦情竇初開時，對愛情的渴望與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