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zymanowski年輕時期最受歡迎最為成功的作品之一是他在1904年創作的聲樂與鋼琴歌曲,這首不怎麼長,才大約5分鐘長的歌被Szymanowski賦予獨自的做編號-作品7發表並出版。
《天鵝》的歌詞取自「青年波蘭」詩人作家 Wacław Berent的十四行詩,該詩出現在他1902年的小說《Próchno》裡。天鵝在這首詩裡,不再是以往「臨死前唱出最美麗動人歌聲」的傳統優美意象,它象徵著愛情與死亡、通往未知世界的旅程,以及前往冥界時引領亡魂的嚮導;同時也象徵著永遠無法滿足的渴望、無望、放棄,以及無能為力的境遇。沉思而神秘,深沈的低音與伴奏反覆起伏搖動的音型,搭配上東歐民歌風格的旋律線條,營造出朦朧幽遠的情境。在作品手稿中,Szymanowski 給演奏者寫下註記:「緩慢、有節奏地行進—如同飛鳥振翅一般。」這首歌於1909年3月12日在華沙(Warsaw)首演,也就是說在「青年波蘭音樂會」的3年後,由作曲家的姊姊 Stanisława擔任演唱,題獻給他的母親 Anna Szymanowska (Taube),這是一首另類的「天鵝之歌」。
這首《天鵝》的歌唱旋律帶著波蘭民歌風格,單單聽旋律似乎與Moniuszko「地方主義」的Halka差別不大,但是整體處理伴奏寫作以及音樂情緒氛圍的營造,卻是完完全全根據德文藝術歌曲的理念來創作,也就是說,「地方主義」往往著重於溫馨感人的「鄉土情懷」,甚至有一點「過度熱情擁抱的肉麻感」,音樂像是掉進滿是蜂蜜的蜜缸裡,然而真正一流的古典音樂,會讓「哀而不淫」的樂音與聽者保持適當的美感距離,作曲家也得要提出個人獨特的見地,其筆觸、語調、內涵也得切合當下的「時代精神」。 但是對於作曲家而言,這真是一項苦差事,越靠近我們這時代就越是如此。作曲家若努力嘗試維持一己的民族元素,並嘗試與主流作曲體系的風格、技術、理念、美學相結合,這雙重的束縛會嚴重侷限創作的自由,若是有成功的作品出現,那往往也是運氣,它雖然看似一條寬大的坦途,但是實際上,在這條路上只有為數不多的個別成功案例,多半時候只會是一個「藝術宣言」而言,然而「藝術史」是由成功的個別作品所構成的,而不是口沫橫飛的manifesto。
對於二十世紀以來的作曲家而言,「在地化」與「國際化」之間的磨合始終是一大困擾,經歷過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交通運輸革命與一次世界大戰的瘋狂總動員之後,全球的觀念開始變得鮮明異常,從被殖民的身分翻身成為獨立國家之後,作為比對往往是「世界前幾大強國」,總是覺得要「超英趕美」來證明自己,而我們也都被教導說-「在地思維」是無法「國際行動的」,然而「弱勢文化」若未能得到強勢的「主流文化」讚賞、認同、給獎,也就好像「無甚成就可言」,一心想活在別人眼中就會變成「外銷轉內銷」的「國家之光」,眼中只有自己人就會慢步不前,墮入懷舊的溫柔窩,什麼才是我們「真實的自我」,這始終是我最大的疑惑。
最多大不了就是所謂的「波蘭作曲家」就是「出生在波蘭的作曲家」,否則碰到二者無法完美結合,或是個人的特色、感性、才能與文化認同都不在此,那不就只好等著被悶死,要不然就是眼睜睜的看著自己一直寫出無法令自己滿意的自圓性作品而垂頭喪氣嗎!從這觀點切入去了解,我相信各位就能夠明白為什麼Szymanowski前期作品的風格與元素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樣化的走向,他為什麼後來會轉向「印象派風格」-做一個「出生在波蘭、與當代風潮同步的作曲家」,在「印象畫派」的浪潮過去之後,「最後又只能回歸「新國民樂派」,嘗試做個帶領波蘭音樂跳脫「地方主義」窠臼的「現代波蘭作曲家」,這不是「變色龍」個性,實則不得已也。
Szymanowski在1906-07年之間創作了他的《F小調第一號交響曲,作品15》,早在作品完成之前,在1906年的一封信中他就曾經預言,這部交響曲將「變成某種對位—和聲—管弦樂的怪物」。他還曾戲劇性地表示,自己期待看到柏林評論家們「離開音樂廳時,蒼白的嘴唇上帶著詛咒」。對於這部作品,作曲家本人皆認為此曲過度濃密,深受Wagner 與 Richard Strauss 影響,且欠缺清晰的結構組織,有樂評斥之為「對Wagner與Richard Strauss式怪物般拙劣如鸚鵡的模仿」,當代音樂學者則正向的指出曲中透露出迷人的音色探索,這特質預示了Szymanowski 日後成為傑出色彩型作曲家的藝術方向,一番作品兩般情,怪不得Maurice Bejart在他的《胡桃鉗》裡說:「當你成名後,所有人都會撒謊」。 Szymanowski本人主要將這部交響曲為一場艱鉅的技術性訓練—一種探索複雜管弦樂寫作的實驗,而非真正展現自身藝術聲音的創作,在受到冷淡反應以及不滿自己這作品的雙重打擊下,Szymanowski 很快撤回了這部交響曲,直到他去世之前,他未曾修訂這部交響,也未正式付梓出版。
在寫作了一些歌曲與舞台作品後,Szymanowski在 1909-10年間再度回到創作交響曲的路上,創作了《降B大調第二號交響曲,作品19》。在有了第一次失敗經驗之後,Szymanowski縮小目標,既然是磨練作曲技術,「變奏曲」是個極佳的選擇,它不但可以考驗作曲者將主題改頭換面的能耐,同時也是創造並組合不同聲部結構、樂曲曲式、情緒氛圍、動作姿態、色彩對比的最佳挑戰,主題也不用之前作品10之類的「波蘭民歌」,而是一個作曲者自創、且具有變奏可能性的音樂作為基礎素材。然後嘗試著將一般交響曲的後面三個樂章塞進去這個第二樂章裡,讓這個曲子成為兩個樂章的交響曲,這還更符合Beethoven晚期奏鳴曲的做法,為此Szymanowski將變奏曲切成三大段,第一段主題與慢速段落,是主題以及1、2變奏;第二大段落詼諧曲與舞蹈插曲-包含著3、4、5變奏;第三大段落終曲與賦格-包含著6變奏以及結尾的賦格;現在我們來聽Szymanowski「Wagner & Richard Strauss+Scriabin+Max Reger」四體合一的變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