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的聖誕節次日，蕭邦獨自坐著，穿著晨衣，咬著戒指，對自己未來的動向發愁，寫信給Jan Matuszyński說：「我有 Saxon 宮廷的信要給米蘭總督夫人。但我該怎麼去？父母說讓我自己決定，而我不想去。去巴黎？這裡的人勸我等。回家？留在這裡？自殺？不再寫信給你？給我一點建議吧，告訴我該怎麼做。問那些支配我的人，然後把他們的意見告訴我，我會照做。」
「我在三天後才寫完你的信。我讀了自己寫的這些胡言亂語，請原諒我，Jasio。今天在義大利餐館裡我聽到一句話：「上帝犯了錯，因為他創造了波蘭人。」—所以你不要驚訝我無法表達感受。」這就是蕭邦在1830年末的心聲。
對於華沙起義，俄國派兵鎮壓一事，蕭邦一直是憂心匆匆。1831年1月26日寫信給老師Joseph Elsner時，蕭邦寫著：「自從我得知11月29日的事件之日，到此刻為止，除了令人痛苦的焦慮與悲傷之外，再無其他；Malfatti 試圖說服我說每位藝術家都是世界公民，這也是徒勞的。
即使如此，作為藝術家我仍在搖籃之中，但作為一名波蘭人，我已進入第三個十年。因此我希望，了解我的您，不會責怪我讓較深的情感佔了上風，並且尚未開始考慮籌備我的音樂會。」
「此外，各方面的困難如今都比以往更大。這不僅是因為一連串糟糕的鋼琴音樂會已使公眾對這類音樂感到厭倦；更因為華沙所發生的一切改變了我的處境—或許對我不利的程度，正如在巴黎可能會對我有利一般。…在這裡，圓舞曲竟被稱為作品！而演奏舞曲的 Strauss 和 Lanner 竟被稱為 Kapellmeister。這並非人人如此認為；事實上幾乎所有人都在嘲笑，但被印刷的卻只有圓舞曲。Hasslinger 正在出版 Hummel 最後的一部彌撒。他幾乎全靠Hummel維生；然而那些他付出高價取得的最新作品銷售並不理想。因此他扣住所有手稿，只印 Strauss。如今連街頭的手搖風琴都能演奏 Strauss。」
蕭邦在維也納認識的音樂家之一是 Sigmund Thalberg (1812.1.8 – 1871.4.27) ，日後他變成相當有名、有著自己絕活的著名鋼琴家，他比蕭邦小兩歲，蕭邦說Thalberg鋼琴彈得很好，但不是他喜歡的類型，討好女士，用別人的歌劇曲調寫炫技段落，用踏板而不是手來控制鋼琴，可以輕易彈十度和音，戴鑽石襯衫釦，他不不欣賞Moscheles，所以他只喜歡我協奏曲的總奏部分。他自己也寫協奏曲。
1831年春天，被困在維也納的蕭邦心情愈來愈差蕭邦在筆記本中寫到：
「今天 Prater 的景色很美。人群熙攘，但與我毫無關聯。我欣賞著樹葉；春天的氣息與大自然的純真，使我想起童年的感受。暴風雨似乎將至，我便回到室內，但最終並沒有下雨。只是我變得憂鬱—為什麼？今天我甚至對音樂也提不起興趣；已經很晚了，但我卻不想睡；我不知道自己怎麼了。而我已經進入第三個十年了！— 報紙與海報都已宣佈我的音樂會，兩天後就要舉行，但彷彿根本不存在；好像與我無關。我不去聽那些讚美；它們在我看來越來越愚蠢。我希望自己已經死去；但我又想見我的父母。她的形象浮現在我眼前：我想我已不再愛她，然而我卻無法把她從腦海中驅逐(Konstancja Gładkowska)。
到目前為止，我在國外所見的一切都讓我覺得陳舊而令人厭惡，只讓我更加思念家鄉，思念那些我當時不懂得珍惜的幸福時刻。曾經看來偉大的，如今變得平凡；曾經以為平凡的，現在卻無可比擬，過於崇高、過於偉大。這裡的人不是我的人；他們很親切，但那是出於習慣；他們做任何事都過於端正、平淡、中庸。我甚至不願去思考「中庸」這件事。
我困惑，我憂鬱，我不知道該如何安置自己；我希望自己不是孤單一人！」
華沙在1831年9月6日至8日之間被俄國攻陷佔據，蕭邦在往巴黎的途中，在Stuttgart時聽到這慘事，在筆記本中寫下他的狂怒： 「郊區被摧毀、被焚燒了—Jas、Wilus 很可能已在戰壕中喪命。…來自 Mohilov 的一條狗竟佔據了歐洲最早君主的寶座。Moscow 統治著世界！啊，上帝，你存在嗎？你就在那裡，卻不加以報應—你還想要多少俄國的罪行—還是—你本身也是俄國人！？
…有時我只能呻吟、忍受，並在鋼琴上傾瀉我的絕望！
Stuttgart 塔樓的鐘聲敲響夜的時刻。這一刻世界又製造了多少新的屍體？母親失去孩子，孩子失去母親—為死者有那麼多悲傷，卻也有那麼多歡愉！卑劣的屍體與高尚的屍體—美德與罪惡在死亡時都成為姐妹。如此看來，死亡是人最好的行為—那麼最壞的是什麼？誕生；它正與最好的事物相對立。我為自己來到這個世界而憤怒，是對的—我的存在對任何人有什麼用？…—她愛我嗎？還是只是假裝？這是一個難以解開的問題——是的，不，是的，不，不，是的—逐指計算—「她愛我嗎？」—她當然愛我，隨她怎樣吧—
它(屍體)一定像我停止哭泣時的感受—那像是一種短暫的情感死亡；有一瞬間我在心中死去—不，是我的心在我之中死去了一瞬間。啊，為什麼不能永遠如此！—那或許會更容易忍受—孤單！孤單！沒有任何詞語能表達我的痛苦；我該如何承受這種感覺—」──據說，就是在這憤怒激動的情緒中，蕭邦寫下了他著名的《C小調革命練習曲》 。 蕭邦在9月多到達了巴黎，城市的熱鬧活力與音樂人才聚集，讓他進入了新的世界，他興奮的迎向他在巴黎的新生活，在9月18日致 K. Kumelski的信中，他說： 「…我與 Kalkbrener 關係密切，他是歐洲第一鋼琴家，我想你會喜歡他。(我是連替他解鞋帶都不配的人。至於 Herz 那些人—我告訴你，他們只是空談家，永遠也不會彈得更好。)
Kalkbrener是那時候在巴黎當紅的鋼琴家，蕭邦對他推崇備致，在12月12日致 Tytus 的信中，寫到： 「如果說 Paganini 是完美，那麼 Kalkbrenner 便是他的對等，只是風格完全不同。我難以向你描述他的沉著、迷人的觸鍵、無與倫比的均勻性，以及每一個音符中展現的掌控力；他是一個巨人，凌駕於 Herz、Czerny 以及所有人之上—也在我之上。我該怎麼辦？」 您聽過Kalkbrener、Thalberg以及Chopin在那時間點左右的音樂嗎？你們覺得蕭邦該跟Kalkbrenner學琴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