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爾格的音樂融合浪漫主義情感與現代技法，從調性走向無調性與十二音體系，但始終保有抒情與表現力。他在嚴謹結構中注入人性溫度，使作品更易引發共鳴。相較荀白克與韋伯恩的理性風格，貝爾格展現出理性與感性並存的獨特面貌。
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從1940年起57歲的Webern在經濟上必須依賴他的子女。他向維也納藝術家救助基金（Künstlerhilfe Wien）與帝國音樂院中「藝術家感謝」（Reichsmusikkammer Künstlerdank）計畫（1940–1944）申請戰時緊急補助，並獲得資助。1943年12月，年屆60的他自兵營來信，表示自己被徵召參與戰事，擔任防空警察，每日從上午6時工作至下午5時。
在這段期間，Webern的創作只有兩首曲子，一首是1940-42年間完成的《管弦樂變奏曲，作品30》，另一首就是創作於1941-43年之間的《第二號清唱劇，作品31》。《管弦樂變奏曲》寄寓著一個抽象藝術的理想，而這種理想只能在音樂這種近乎無形的媒介中得以體現，即使在Webern最抽象的作品中，也很難找到如此純粹的實現。《第二號清唱劇，作品31》是Webern生前完成的最後一個作品，歌詞來自詩人Hildegard Jone的詩歌，將他在人聲、歌詞與器樂組合的理念發揮到極致。
1949年9月15日被槍殺的經過是這樣的，Webern被美國軍廚大兵 Raymond Norwood Bell 所槍殺，當時美軍正在搜索他的住處，因為Webern的女婿涉嫌作黑市買賣，他走出去在戶外抽煙，結果遭到Bell開了3槍，Webern危危顫顫的回到屋內，Minna以及孩子扶著他躺在床墊上，他在留下遺言：Es ist aus.「結束了」之後去世。
美國軍方定調這是一起誤殺，因為Bell宣稱他感覺受到威脅，然而根據在場旁觀的人表示，Webern完全未對Bell構成任何威脅，軍方並未對Bell進行追究或起訴涉嫌謀殺，關於這事情的真相究竟是誤殺還是謀殺，至今仍有爭議，據說Bell在戰後回到北卡羅來納州Mount Olive的老家後，在喝醉之後會說：「我希望我當時沒有殺了那個人」。
二次大戰後，德國要到1949年8月14日才重新舉行第一次全國大選，盟軍從大戰結束後一直對德國進行監管與審查，1945到49年間全面的軍事與文化活動監管審查，一直到1955年才正式結束所有監管審查，1951年7月29日，才戰後首次在Bayreuth演出Wagner，Furtwängler本人的「去納粹化」審查從戰後一直到1947年才結束，Karajan在1946年才得以再度登台指揮。1946年音樂學家Wolfgang Steinecke在德國法蘭克福南方30多公里的小城Darmstadt舉辦了「國際新音樂夏令營」 (Internationale Ferienkurse für Neue Musik) ，在這一直持續到1960年代的這夏令營中，培育出新一代的作曲家如：Pierre Boulez，Bruno Maderna, Luigi Nono, 以及Karlheinz Stockhausen，孕育出對音高、節奏採取完全數字化計算與控制，可說是Webern乘10倍以上的複雜計算式「點描主義」、「色彩旋律」、「序列音樂」以及實驗性的「電子音樂」，這並不是藝術界自願的選擇，而是在被監管、被放大解讀、背負著原罪感的外在大環境中不得不走的路。
法國二十世紀作曲家Olivier Messian在1940年5月間在Görlitz戰俘營創作並首演的《時間終結四重奏》 (Quatuor pour la fin du Temps)，這首極為美麗且引人深省的音樂，是對那戰爭時代最深刻的反思與祁願，也為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樂壇開啟了另一個嶄新的世界。
